虽有不少成功，但在偷懒的问题上，香港电影人总归失败了。想跟拍打击对手，还是得用竭尽全力动用头脑和体力。

文｜亢霖

新上映的《关云长》又取材于老掉牙的“三国”，除主创者的情结因素外，保守性市场考量也是原因。不管已被消费了多少个轮回，三国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，学者品三国都能出大名，电影为什么不能靠演三国挣大钱？开发一个现成市场总比创造一个全新市场省点劲儿吧。

总说华夏民族很勤劳，还有一种法是，香港人在中国人当中也算勤劳的，尤其头脑也跟身体一样勤劳。香港演艺圈总能找到勤劳的模范，比如刘德华。其实懒惰才是人的天性，勤劳是不得已而为之。香港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出口地，是被逼出来。当然，如果不是香港，逼也逼不出来。如果能不勤劳就会有天王巨星的地位和收入，这大概也会是华仔的梦想。

其实，在香港和港产片领域，“偷懒”不仅仅是个想法，也屡屡被践行。电影如今被称为文化创意产业，早在“创意”这词儿没被使用的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它其实就是竞争的关键。当时，在香港争雄的两大片厂是“邵氏”和“电懋”，吸引观众的关键是抓到好题材，两家片厂老板绞尽脑汁，掉了不知多少头发。要有以逸待劳的办法，该多好。

仿佛一夜之间恍然大悟，这办法找到了。既然每次都发掘棋高一着的创意不容易，既然在香港只有对方是竞争对手，那么只要能先发制人打击对手，不就是最简单的致胜之道？那么，不管对手投拍题材多吸引人的电影，只要提前拍出同一题材作品，抢先上映，不就行了。

1961年，“电懋”要拍《红楼梦》，编剧请的是张爱玲，志在必得。“邵氏”比不了编剧，就比快，加班加点赶拍完成，让“电懋”的《红楼梦》胎死腹中。1962年以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名义，同样戏码再次上演。此后，双方又在《武则天》、《杨贵妃》、《啼笑姻缘》等题材上大演双胞戏。1964年，本属“邵氏”的名导演李翰祥“叛变”，在“电懋”支持下开拍《七仙女》，“邵氏”一为竞争，二为较劲，下血本赶拍《七仙女》。李翰祥也拼了命，身为导演亲自处理布景，让影片赶上跟“邵氏”作品同期上映。也是在1964年，双方又像一夜之间回过味来，发现这样的恶性竞争是两败俱伤，一点儿没有以逸待劳的效果，便来了个大和解，从此不再闹双胞。

但偷懒的想法不会绝迹。如今观众印象里的黄飞鸿是李连杰，也有人记得成龙其实也演过。其实黄飞鸿是港产片的漫长传统。传统的形成，最初的动机正是为了保险、省事。1949年胡鹏执导的第一部《黄飞鸿》一炮走红，此后黄飞鸿电影绵延不断，达到一百多部。如果一个题材市场还认，便一直拍下去，算是港产片的“陋习”，也能从好莱坞找到影子。李连杰版的《黄飞鸿》系列当年让内地观众耳目一新，其实对于香港人，这是老掉牙的故事了，只不过更好看而已。

到了电视兴起，收视率成了命根子。不知是不是对当年跟“电懋”打商战的经验无法忘怀，“邵氏”在转战电视业成立“无线”电视台后，又祭起了以逸待劳的招术。“无线”不是第一家拍摄金庸小说的电视台，看到对手有所斩获后，马上找金庸谈版权，于1976年拍出《书剑恩仇录》。此后十来年，“无线”抢购了金庸所有小说的电视版权，不管对手搞时装剧还是综艺节目，通通用金庸剧去应对。“无线”的金庸时代成就了郑少秋、周润发和“无线五虎”刘德华、梁朝伟、黄日华、苗侨伟、汤镇业，也在内地观众心中种植了83版《射雕》情结。

香港电影现在还想躺在固定题材上睡大觉，却发现题材虽然现成，拍法仍要不断创新，搞不出耳目一新的黄飞鸿、方世玉，观众不会买帐。抢得了版权，也不可能自动变成影视作品，再创作的难度不亚于原作者。电影人是输了，港产片和观众却赢了。这正如香港这城市，总想运用地缘优势左右逢源，最后却不得不勤劳。因为必须勤劳，输在一时，却赢得了未来。这样的故事，还会再继续吗？